初秋的一个下午，我正匆匆疾行在东四西大街宽阔的新路上，偶然耳际飘来琴声，那音符很简单，声音却清亮悦耳如天籁，不由你不寻声而去。
这是一家新开设的琴店，店堂里摆着大小钢琴，一架绿色的五尺三角琴像一名骄傲的公主正中而立，美妙的音乐就发自那里。我却来不及寻觅琴声，因为墙上一幅黑白色的老照片磁石一样吸引了我。那是一架巨大的三角钢琴，大得令人瞠目结舌，前面站着三个身穿中山服的英俊年轻人。
照片摄于1959年人民大会堂15尺巨型三角琴旁。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；一次不同寻常的采访，就从这张老照片开始了。
照片上的三位中，一位是这架钢琴的设计者，当时24岁的赵守忠；一位是主要制作者，年长赵守忠几个月的潘仲华。40年过去了，他们都成了60几岁的老人，说起这段不寻常的历史，他们还记忆犹新。
世界上的三角钢琴，一般的规格是直径5尺、7尺、9尺。人们在常规舞台上见到的长长的三角琴，也不过9尺罢了。但是至今仍在人民大会堂服务的这架三角琴却足足15尺，是两台7尺琴加起来的长度。这真是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事情发生在1959年的7月，全国人民马上迎来建国10周年大庆。北京轻工业局向当时的新中国乐器厂下了一道命令，要为人民大会堂做一台大钢琴。至于这台钢琴到底应该多大，没有明确指令。
钢琴制作，一直都是西方人的专利。对于解放不久，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，那复杂的工艺、高标准的技术要求，无疑是一个艰难领域。但正是因为起步，没有前人的框框所限囿，可以充分发挥想象与创造力。当时负责钢琴设计的赵守忠大胆地把尺寸定在了15尺。
设备没有，模具没有，但是信心往往是成功的第一保证。赵守忠推迟了定在当年国庆的婚期，与潘仲华和其他20几位工人一起，没日没夜地奋斗，终于在9月29日把这台大琴送到了人民大会堂。当时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刚好从国外获奖归来，他是这台钢琴的第一名弹奏者。琴做好了，那个时代不兴物质奖励。奖给赵守忠的大红奖状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：“奖给15尺大钢琴的母亲”。同时，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。
“世界上还有另一架这么大的钢琴吗？”我问
“没有！至少我们40年制琴生涯中没有听到过。”
“那为什么不申请一个吉尼斯世界大全？”
“也许应该吧！但我们只是做琴，这件事没有想过。”
不管怎样，这架大琴的尺寸，已是中国人的骄傲，它的状态至今仍然完好，可以演奏。英国前首相希斯访华时的音乐会和前苏联芭蕾舞团访华演出，都在使用它。
站在我面前的赵守忠高高个子，儒雅纯厚；潘仲华已一头白发，慈眉善目。他们两个都是1950年跨入乐器行业，那年15岁。兄弟俩一起学徒，白天和师傅们学做钢琴，晚上铺盖卷一抻，就睡在工作的台案上。40年风风雨雨，两人沉沉浮浮，却须臾没有离开过中国的钢琴行业。
赵守忠15岁学徒，自己发奋读书，初中高中得益于业校，“文革”前上夜大读物理专业。从工人到设计师到车间主任；到乐器研究所做主管业务副所长；到北京钢琴厂主管业务副厂长，一直在钢琴设计的第一线。潘仲华则从工人到车间主任一直在钢琴制作的第一线。他是新中国第一代钢琴调律人，如今大半个中国的钢琴调律师都出自他的指教，现任轻工总会钢琴调律师考评委员会委员。老哥儿俩一个设计、一个制作，配合默契，相濡以沫。他们后来共同做了北京钢琴厂的副总工程师。新中国建立以后，从1950年第一台立式星海钢琴，到1955年第一台星海三角琴，到第一台出口钢琴，都是他们共同创造的。星海钢琴厂的绝大部分产品，都是赵守忠主持设计，潘仲华主持生产的。可以说，两位老人的历史，就是新中国钢琴业的发展史，他们是这一段历史的最好见证。
潘仲华告诉我：一架钢琴的生产，牵扯到声学、力学、机械加工、木材加工、油漆化工、铸造业等等，一个国家钢琴生产水准，一定程度上显示着这个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准。
谈及当今中国钢琴在世界钢琴品牌中的地位，他们这样评价：德国钢琴最好，但价格太贵，日本琴的声音并不是最好，有些还比不上中国琴，但它工艺好，质量稳定。中国制造的钢琴声音质量中等偏上，而工艺水平中等偏下。也许这和我们的管理机制有关系。
中国的钢琴业，基本以四大钢琴厂为主，即北京的“星海”，上海的“聂耳”，广州的“珠江”，辽宁的“幸福”。这几年的许多新牌子，都是在这四大琴厂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。在这四家企业中，广州的珠江厂原先排在最末。这些年，在珠江厂带头人的领导下，突飞猛进，一跃成为第一。珠江钢琴厂钢琴年产量7．5万台，排世界第三位。质量及效益均为国内第一。年利润超过7千多万，比全国所有乐器行业的总利润还要多，是全国五百强之一，全年钢琴出口总量1万多台，珠江厂的成绩，离不开赵守忠的贡献。
1993年，赵守忠离家别子被珠江厂聘到广州，一住就是5年。过去，珠江厂没有三角琴的品种，赵守忠去了以后，率先搞出了5尺三角琴，即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“绿色公主”。这种GP159型三角琴获广州市、广东省、中国轻工业科技进步奖，并被评为国家级新产品，这在乐器行业中是唯一的一例。为此，广州市政府奖给他5万人民币以资奖励。以后，他又设计出了7尺三角琴，通过了鉴定。美国商人反馈说：“我们这里的人很惊讶，中国竟然有这么好的琴。所有弹奏过这种琴的人都表示很满意。”
1997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，广州市要召开庆回归音乐会，拟定选用97台三角琴，其中90台5尺琴；五台7尺琴；2台9尺琴。为此，赵守忠为珠江厂设计制作了2台9尺三角琴。而所有97台三角琴，都是赵守忠设计并参与制作的。
1998年初，前苏联世界著名钢琴家旅居意大利的贝尔曼先生要到中国演出两场。年初二定在广州，年初四定在北京。当时广州黄花港剧场没有9尺琴，贝尔曼先生来到珠江钢琴厂，人家向他提供了为回归音乐会备用的一台德国著名贝斯坦9尺三角琴，这是用70万人民币免税进口的。这个品牌在德国贵族中比著名的斯坦维还要有名气。贝尔曼试过之后，再试珠江自己制造的9尺琴，认为后者更好，决定选用珠江的9尺琴。演出之后，他非常满意，当即在琴上用意大利文题辞：“中国钢琴的骄傲！”
应该说：这既是中国钢琴业的骄傲，也是赵守忠的骄傲，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。这台9尺琴获1998年广州工业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。
钢琴，历来被称为“乐器之王”，钢琴的制作，充满了神秘而被欧洲人占据首席。今天，一个15岁学徒的苦孩子，一个自学成材的钢琴技师，不仅制作了世界最大的三角琴，而且亲历了共和国的钢琴生产从无到有，从低级到高级，直至走到了世界钢琴生产的前列，得到世界一流钢琴演奏大师的认可。我想：当初设计制作那台15尺三角琴的勇气与魄力已预示了赵守忠今天的成绩。中国的钢琴王，不能不为赵守忠、潘仲华这样的老同志重重地写上一笔。
为感谢赵守忠的贡献，珠江厂帮助他在北京东四西大街开了这家真伊美钢琴精品世界。
“满街的琴行，层次不一。有的人把旧琴翻新当新琴卖，有的人以次充好，卖假外国琴。钢琴琴行应该有个行业规范，我们愿意从我做起。”赵老师这样说。
“不为赚什么钱，只想为钢琴做点事。侍弄一辈子了，离开钢琴就觉得空落落的。我们愿意为顾客提供一个放心的地方，只要经过我的手的琴，一定是好琴！说老实话，就我们的资历，再怎么也不能砸了自己的声誉。”潘老师这样说。
一个老工人，一个老设计师，两个老专家，两位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钢琴业老前辈。我对他们肃然起敬。刘诗昆、殷承宗、鲍蕙荞……在中国众多钢琴大师的背后，在鲜花、掌声之中，人们应该记得，还有着许多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。他们对祖国音乐事业的贡献，绝不比台前的演奏者小，乐器的设计者、制作者和演奏者谁更伟大，也许宙斯也难下断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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